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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石和中联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吴兴唐 2014-05-28 15:08:27 版权声明


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记得听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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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吴兴唐拜访郁文,在其家中客厅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不说话是金”

  1963年,乔石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进修一年后,分配到中联部五处(即西亚非洲处,当时“处”相当于“局”),担任副局级研究员,处长为吴学谦。

  建国前,吴学谦曾担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从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中,走出了连续四任中联部部长:乔石、钱李仁、朱良、李淑铮。

  乔石的夫人郁文也随他一起调入了中联部,在十一处(即编译处)担任处级研究人员。郁文出生于书香门第,解放前是上海左翼报纸《联合晚报》的记者。在报社工作期间,她认识了乔石,后来一起从事学运工作,解放初期结婚。

  十一处负责编辑中联部的内刊《动向》。各部门的稿件先送到十一处,经过编辑后,报部领导签发,最后送中央。当时我在中联部一处(即苏联东欧处)德语组,经常去送稿子,因而与郁文熟悉起来。

  郁文和我还是宁波同乡。后来,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乔石的母亲也是宁波人,两位老人也熟识了。

  我和乔石的接触不多。当时中联部是保密单位,部长王稼祥的口头禅是一句苏联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做卡片是中联部一绝。当时,积累资料主要靠做卡片,我也有一大柜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开中药铺。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

  中联部老干部多,其中不少是搞地下工作出身,因此,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之后下放“五七干校”。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等人都被调回来了。1973年4月,中联部成立了“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乔石是负责人之一,郁文随原来的十一处并入了这个部门。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当时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是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李一氓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老资格革命家,也是文化人,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他很器重乔石,认为他为人稳重,有理论修养。乔石对李一氓也十分尊重,并且受他的影响很大。两个人都很喜欢和擅长书法。乔石的书法有自己独到的风格,在中联部内外都很出名,这种修养,使他少了官气多了儒雅。

  文革后,中联部打开政党工作新局面是从南斯拉夫开始的。中共同南共联盟中断关系近20年,在正式恢复两党关系前,党内需要做一系列“转弯子”工作。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乔石是副团长。访问之后,中联部报送了《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由此完成了“转弯子”工作。这里头,乔石提出思路、起草报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2年4月,时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离任,由于副部长吴学谦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年11月任部长),乔石继任了中联部部长。

  文革前,同中共有政党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多个,“文革”期间,由于主管中联部的康生推行“支左反修”,和中共保持联系的政党只剩10个。

  80年代前期是中共政党外交的转折时期。邓小平连续多次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胡耀邦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中央书记处前所未有地几次讨论中联部的工作。

  1982年9月中旬,乔石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仍兼中联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中央书记处做出,报中央政治局后,再负责贯彻实施。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我觉得用中国的老话说,应该叫“相辅相成”吧。

  记得听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编辑:仇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