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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晚年千家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 2016-02-05 17:26:59 版权声明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徒”看似矛盾,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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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摄:千家驹在香港(1995年) (1).jpg

1995年,86岁的千家驹在香港寓所。摄影|叶永烈


访问晚年千家驹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徒”看似矛盾,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中国新闻周刊》文/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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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的众多信件中,有一封信是一张白纸。细细辨认,那白纸上尚留存着极淡的铅笔字般的痕迹。那是1999年4月14日千家驹先生从深圳家中发给我的一份传真,多年之后褪色了,所幸我当时复印了一份。


千家驹是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09年,浙江金华市附近的武义县人氏,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担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前身)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传真是他写好信后发给我的,以求快捷。他把全部藏书捐给了故乡浙江武义县,武义县盖了一座“千家驹藏书阁”作为永久纪念,他邀请我出席落成典礼。


1999年11月11日,千家驹藏书阁落成典礼在浙江武义举行。他从深圳赶来参加,之后又来到上海,下榻于徐家汇的衡山宾馆。我在那里又一次拜访了他——藏书阁落成之后,一直处于低调,如晚年沉寂的千家驹。


初识千家驹


我与千家驹先生的初次接触,是在1986年11月下旬。


应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邀请,千家驹前来上海出席上海旅游发展战略讨论会,下榻于华亭宾馆。我致电请求采访,回忆他与章伯钧、罗隆基的交往以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他忙于会议,无法与我面谈,只接受了电话采访。他很坦诚,对于1957年参与批判“章罗联盟”表示了反省。


千家驹以敢于直言为海内外称道。1988年4月2日,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反响极为热烈。


他大声疾呼反腐:“社会风气不正,且每况愈下,是当前人民群众议论最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问题之一。一些党员和国家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至于非请客送礼,几乎办不了事,那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其影响之恶劣可以动摇国本。”他猛烈抨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必须自整顿党风、整顿官风做起。官风不正,民风自然不正。我们法制不完备、不健全是党风不正、官风不正的原因之一,但即令有完备的法制,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法也同于无法。”他道出自己的心声:“我已年近八旬,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发言,优游林泉,著书立说,安度晚年,但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当前改革形势逼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30分钟的发言中,响起了31次掌声。发言完毕,掌声经久不息。发言见报后,光是他本人收到的群众来信,就达一千多封。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


1989年6月,他应美国朋友邀请前去讲学,于6月13日前往香港,7月8日自香港飞往美国。他在美国生活了3年零8个月,于1993年2月14日飞往香港,在九龙安居。


旅美期间,他写了一篇长篇书评《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一书》。我看到后,在致函香港作家潘耀明时,请他代为问候千家驹先生。


1993年8月13日,千家驹从香港给我回了信,邀我过港时一叙。我随即复函,表示感谢。


1995年1月12日,我终于在香港九龙见到了千家驹,谈了一个晚上。他赠我新作《逝者如斯夫》,内中便收录了《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一书》。


他告诉我,在赴美之前,他便在与香港相邻的深圳购置了商品房。这位经济学家颇有眼光,那套房子不仅很快升值,而且使他在深圳有了安居之所。来到香港后,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去信,说明了情况。经过批准,1993年5月17日,他回到了深圳,以后便香港、深圳两边跑。他把深圳寓所的地址、电话告诉了我,欢迎我去做客。


此后,我每逢出差深圳,总是去看望他。年事已高的他逐渐定居深圳,不大去香港了。


获赠年谱


1995年3月,86岁的千家驹在完成了《夕阳昏语》后,宣布封笔。


其实,他是闲不住的。宣布封笔之后,他一边整理自己的藏书,在家乡建立“千家驹藏书阁”,一边整理出版长篇自传。


他的长篇自传是他在晚年陆续写成的。久久的沉寂,倒是给了他一个难得的静静思索的机会。他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漫漫人生之路,不胜感慨,写下了自传式的《千家驹自撰年谱》。


这本书从清朝末年写起,历经民国初年、国共之争,记叙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他晚年客居美国,真实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虽然写的是个人经历,却反映了一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苦难和坎途,可以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史和当代史。


1997年3月,88岁的千家驹为该书写下了序言。他没有公开出版此书,而是自己出资6万港币,印刷了100册,分赠友好。印毕,即毁版。我十分荣幸地获赠一本。


1998年冬日,早已宣布封笔的他为我写了一幅条幅,作为永久纪念。由于右手老年性颤抖,他写了四次,才用毛笔写成。他的夫人说,这是他最后的条幅了,今后不再写了。


在条幅中,他以司马迁的一句名言相赠:“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风流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其实,他才是“风流倜傥非常之人”。他怀一颗“非常”之心,以“非常”之举,走“非常”之路,成为“非常”之人。


发表长篇专访


1999年1月29日,我带着磁带录音机,在深圳对年已九旬的千家驹作了又一次深入采访。他穿一件中式对襟蓝布棉袄,在书房里接待了我。


他的书房里书天书地,书柜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他说,平常无其他嗜好,唯爱写书、读书、藏书,以书为友。虽然他的专长是经济学,但是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广,文、史、哲的书都爱买、爱看。正因为这样,他的藏书颇为丰富。尽管“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和“十年‘文革’”使他的藏书三次遭劫,但是“劫后余生”的藏书仍颇可观。当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把自己的藏书无偿捐赠给家乡,藏书已经大批运送那里,眼下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他家四壁悬挂着诸多名人字画,都是好友题赠他的,包括何香凝、沈钧儒等。他曾写过多篇对冯玉祥、何香凝、柳亚子、叶挺、马寅初、梁漱溟、范文澜、章乃器、沈钧儒、黄炎培、蒋梦麟、刘哲、张东荪等的回忆文章。这些字画和文章,表明了他的社会高层交往圈。作为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他交往的大都是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


虽然年已耄耋,他仍然记忆清晰,谈话间不时从书柜里取下书,翻给我看,然后又继续谈了下去。


他在新著《归去来兮》的前言中写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服膺马列主义达半个世纪以上。”在他家中还专辟了一间屋子,作为佛堂。他是1989年11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皈依佛门,正式成为一个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徒”看似矛盾,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通过多次采访,我写下了长篇专访《九十风雨千家驹》。


2000年11月25日晚,我在深圳又一次拜访了九十有一的千家驹先生。步入他家的客厅,我发现墙上换上了新的大幅照片: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跟他握手的照片,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与他的合影。


千家驹先生满头飞霜,身穿一件褐绿色茄克,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面目清癯,耳聪目明。他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两个多月前在北京拍摄的。


2001年,《名人传记》杂志在第3期全文发表了《九十风雨千家驹》,封面是我在香港拍摄的千家驹肖像照。这是十多年以来中国内地第一次发表的千家驹长篇报道。发表之后,我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千家驹。他非常高兴,当即托我买了100本杂志,广寄诸友。他的故乡浙江武义县也买了100本杂志。


2002年8月8日,我从上海致电千家驹。当时,上海的文友托我向他请教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的一些问题。电话是千家驹的夫人接的。她说,千家驹从2002年3月3日起因病住院,现在身体尚可。


隔了一天,我再次致电千家。千夫人说已到医院问过千家驹,他回忆说:“我记得张荫麟,他是吴晗的好朋友。”吴晗是千家驹13岁入读金华第七中学时的同窗。


不料,不到一个月,2002年9月3日,千家驹先生在深圳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2岁。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7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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