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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七批特赦到监狱大清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胡治安 2015-08-26 09:40:35 版权声明


2015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拟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实施了7次特赦。最近的一次发生在4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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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七批特赦到监狱大清理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胡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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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我作为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曾在为清理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而专门成立的“清理办公室”工作。

  清理办公室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联合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实际坐班的就我一人,综合资料,处理来信。办公会议一般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召开,那里条件好,有茶水招待。

  现在回顾起来,“清理办”虽然是个临时机构,但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一个不杀,一个不剩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国民党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报告建议,对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报告还提出了对获释战犯的安置意见,如,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元至20元。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他亲自核对材料,确认释放的前六批战犯和这批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上报的战犯总数856名能够对上,一个也不少。

  3月5 日至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有时熊向晖副部长代)、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 部副部长凌云负责,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最高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以及解放军总参、总政和新华社的领导,有时也出席领导工作会议。调查、统战和公安部门各出一 位局长(分别为杨荫东、焦琦、姚伦),再加一名工作人员(分别为耿文卿、刘小萍和我),组成“清理办公室”。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中在押的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0000多人。总计15000余人,多是在解放后的历次镇反、肃反运动中,以历史罪被判刑的。

  在摸底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于9月6日上报中央。报告提出,对109名历史罪行严重、改造表现不好的在押人员,拟不予释放。

  9月7日,邓小平签报毛泽东:“主席,公安部关于清理一批蒋帮人员的报告,政治局讨论过,现将修改的请示报告送上,请审核批示,所附名单可以不看。”

  9月9日,毛泽东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毛泽东1975年9月9日。”批示的字体已不成形,完全失去往日的苍劲和风采。这可能是毛泽东最后的墨宝之一。

  同日,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原拟不予释放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级以上3000多名也照此办理。

  同年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四长”会议,布置宽大释放工作。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当地公安、统战部门还宴请一次。同时宣布,与特赦人员一样,享有公民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不给任务,来去自由,去了还可以回来,照样安置。

 

  “养起来”

  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一万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人们似乎感受到某种春意。

  后来,我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释放的人员中,确有一批有相当分量的人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请来北京参观学习,扩大政治影响。

  1976年1月,请来了几十位客人,住在北京民族饭店。他们中有原军统、中统的顾问牛道一,有蒋介石政府蒙藏委员会藏族女高官冯云仙,有军统上海站长、解放前夕为中共做过好事的王方南,还有几个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另有几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因年老体弱未能来京。

  正在接待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悲痛万分,都无心参观学习了。

  随后,在公安部五号楼召开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童小鹏这位长期以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度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老革命,以哭泣的声音说:清理工作是总理提出来的,毛主席批准的,现在总理走了,我们要完成总理遗志,切实把工作抓好,这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把它做好了,才能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说毕,整个会场沉默无语。几分钟之后,几个部长分别表态,要做好宽释人员的安置和回台赴港的有关工作。有人说,让国民党人员回台湾,是强有力的对台策略, 从长远看,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1976年开始,“清理办”主要做宽释人员回台去港出国的工作。

  童小鹏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把它当作对台工作一个重要课题来抓。1978年10月,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继续 放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回台、去港或到国外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放他们出去,对扩大我党政策影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打击分化蒋帮,都有重要意义。”

  报告还提到,1975年以来,经中共中央批准,已有100名获释战犯出境。

 

  “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如今,台湾海峡两岸不仅实现了通邮、通商、通航,而且国共两党会晤频繁,两岸民间互动越来越密切。马英九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共求双赢”,也为中共所接纳。历史形成的仇怨、对抗,正在逐步消弭。

  但两岸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首度公开敲响入台大门的,正是1975年对战俘的释放回台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

  早在1956年3月的第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 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 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他还说:“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 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数!”

  1956年的讲话,不能说不坦率、不明白,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这10人是: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另外5人——王云沣、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张铁石——也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

  4月5日,中共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逝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

  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由此,海峡两岸开展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搅得两岸三地纷纷扰扰,全世界为之注目。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中央日报》扬言,“这是一个统战波次”,阻挡10人回台“是全面反统战斗争”。

  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结论是:“不反共的人,不能入台。”高层下令:“宁输宣传,不输统战。”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着这10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10人回台。

  在北京的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谈话称,特赦人员想回台看望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的心情是殷切的,台湾当局理应派人到香港迎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从特赦战犯看台湾问题》,辑录文强、沈醉、黄维等人的文章,批评台湾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从4月15日到7月15日,向北京发出10人回台简报70期。毛泽东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回台,“显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面都不得罪。

  香港《工商时报》董事长、前国民党军上将何士礼对王秉钺说:“台湾已被你们搞得晕头转向了。”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用台湾方面的话来说,在“统战”与反“统战”的相持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张铁石走了,“亦无风雨亦无情”,摆脱了是是非非的境地,摆脱了对妻妾、子女的牵挂,却留给两岸一轮新的斗争“波次”。

  6月6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中央社消息:“张铁石在港自杀,显系被共匪逼死。”

  北京方面没有发表官方谈话。6月9日,中国新闻社发表第七批特赦战犯之一、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文强的谈话:“张铁石先生是因受蒋特务诱骗,而离开兰宫酒店,搬入老特务徐亨所经营控制的九龙油麻地富都酒店。因此落入陷阱,惨遭迫害而死。”

  对身后的纷扰,张铁石已有预见,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统一谁。我希望国民党当局照顾我的孩子们。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入台大门紧闭着,要求进入的人紧敲着,响声传遍了两岸,传遍了世界。有人甚至称张铁石的死,是向台湾当局的“尸谏”。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回到大陆。

  后来,段克文、王秉钺先后由美国进入台湾。大陆又通过从厦门直接渡海的方式,陆续送了几批宽释人员回台。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592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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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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