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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与中联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吴兴唐 2014-12-26 14:23:29 版权声明


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接到开会通知的还有赋闲在家的王稼祥。王稼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中联部部长,1962年因为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受到批判,以养病的名义“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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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毛泽东与王稼祥交谈。摄影/吕厚民

       原标题:王稼祥与中联部

  《中国新闻周刊》文/吴兴唐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4年12月18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8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974年初,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动员大会是江青要求召开的,直到开会前,才通知周恩来参加,并要他主持大会。

  我当时正在河北固安县的中联部干校劳动,接到通知,回北京参加这次大会。接到开会通知的还有赋闲在家的王稼祥。王稼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中联部部长,1962年因为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受到批判,以养病的名义“靠边站”了。

  1月24日晚上,他三次接到电话通知,要他一定于次日上午10点去参加这次万人大会。据后来的中联部部长朱良回忆:“稼祥同志感到形势严峻,受到很大刺激,25日凌晨突然失去知觉。”

  就在当夜,王稼祥与世长辞。时年只有68岁。

  5年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联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为王稼祥正式平反。
 

  “海委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同东方国家共产党相互声援,相互支持。为了进行这方面的联络工作,1942年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海外委员会(海委会)。

  海委会的主要联系对象是东方国家共产党,尤其是日本共产党。日共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当时,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就在延安。野坂参三1946年回到日本,当选为众议员,1955年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将海委会划归在西柏坡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以下简称统战部)下设的第三室。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3月,三室搬到中南海办公,改为统战部二处。

  据曾在海委会工作、后任中联部局长的匡沛兴回忆,1950年夏,王稼祥因事回国,为借阅有关东南亚各国的综合资料,曾到过统战部。

  王稼祥在30年代后期曾担任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共产国际所属的外国共产党有过接触。1949年10月5日,他被任命为新中国驻苏联的首任大使。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信中指出:“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熟悉党际交往事务的王稼祥当时感到,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仅由统战部二处来担任,已经不能适应解放后的工作需要。他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部门,同兄弟党进行联络和调研工作。

  据此,1950年8月9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建议,仿照苏共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成立国际部,专门负责兄弟党的联络和调研工作。中共中央考虑到,苏共国际部经常干涉他国党的事务,名声不大好,决定名字跟苏共有所区别,叫做对外联络部,英文名为liaison Department(后中联部的英文名改为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写信给王稼祥,告知中央决定成立中联部,由他任部长。

  1951年初,中联部成立,办公地点位于邻近西单的前京畿道18号(即现在的民族文化宫后面)的一座旧楼。工作人员以原统战部二处为主,不到200人。主要联络对象是东方国家共产党,以搞调研为主。

  1956年2月,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与各国共产党有了一些的接触。是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56个外国政党参加大会。

  因当时的联络通讯落后,准备工作十分复杂,中央决定以中联部为基础,成立一个招待委员会,王稼祥任主任,委员会成员包括廖承志、杨尚昆、刘宁一等。

  一批从中央和外事机关调来的翻译和工作人员,进入了招待委员会。这些人中,很多来自全国总工会,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中联部代部长刘宁一。因为当时全总跟世界工会联合会有密切联系,外事力量很强。

  “八大”之后,经中央批准,王稼祥将参加接待工作的大部分翻译和工作人员调到中联部。扩充后的中联部按地区成立了业务局和研究部门,形成了完整的编制。
 

  复兴大路18号

  由于人员、业务扩大,王稼祥要求中联部选定办公楼新址。

  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东方国家共产党(大多处于地下)。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党际交往为主,苏联等国家都会首先向中联部通报党内情况和重要决策。中联部的工作范围,涉及党内情况通报、党与党之间的高层会谈、组织党政代表团参加外国国庆等活动,保密性要求高。为此,王稼祥要求中联部搬离闹市区。

  1957年下半年,中联部搬入新址办公。新址在木樨地的复兴大路18号(也就是现在的复兴路4号)。北面,与大马路之间有北京铁路局相隔,东临昆玉河,南边和西边是庄稼地,符合保密要求。

  1960年6月初,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提前毕业,分配到中联部工作。我在荒凉的木樨地小木桥两边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中联部大门。原来,“复兴大路”实际上是隐蔽在树丛中的一条很短的小路,没有路标、路牌。小路上只有一个大门,没有门牌号,更没有挂中联部的牌子。

  走进大门,在传达室出示了学校的介绍信。一位个子不高、操着四川口音的老者热情地接待了我,要我到对面的干部处去报到。后来听说,这位老者是老红军,长征途中曾为王稼祥抬过担架,后来受了伤。解放后他孤单一人,王稼祥请他到中联部传达室工作,以度晚年。

  院内十分寂静,干部处在曲径通幽的几间平房里。办完手续,干部处的人告诉我:中联部是重要保密单位,不能将单位名字告知亲友,只能说在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写信不能写中联部,也不能写复兴大路18号,只能写“2470信箱”。他要我切记,因为有人为此犯过错误。直到1971年9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后,经请示周恩来,才正式挂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牌。
 

  “三和一少”

  我进部后第一件工作,就是每天写500字。

  这就是王稼祥提倡的“500字工作法”。他提出,中联部要培养出一批国际问题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必须从最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他要求业务干部每人每天写出500字的材料,最好是第一手资料,可摘编外文报刊,也可作综合分析。要精要新,言之有物。由处、局领导从这些材料中精选一批,打印出来,送部领导,并在业务干部中传阅。王稼祥每天必看,有时也作些批示。

  当时,我在苏东处德国组,主要看的是东德的党报、外交部的报纸。我注意到,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中共的百花齐放的政策,对中国的人民公社也说了一些好话,这些都跟苏共并不一致。我将这些内容摘出来,写了两篇“500字”。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叶蠖生处长(当时党中央机关的局级称为处)对我说,我的两篇“500字”,王部长要求充实内容改写后登《动向》。《动向》是当时中联部报送中央的内刊。王稼祥要求这个内刊上报的材料要新、快、实、精,每篇文字不超过1000字。从写《动向》稿开始,我又逐步撰写各类调研材料和一些请示报告。

  王稼祥提出,调研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要从大量材料中得出结论,而不是先主观主义地设置观点,再找材料填充。他还特别交代,引用外国政党领导人的言论,一定要把握原意,切不可只言片语,不要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否则会误导领导。

  他的工作方式是“一竿子插到底”,不靠层层汇报,而直接找掌握情况的业务干部。进部不久,我就亲自体会到了。

  西柏林是被东德领土包围的一块飞地,由三条“空中走廊”同西德保持联系。60年代初,赫鲁晓夫突然宣布,苏联将把西柏林“空中走廊”的控制权交给东德,引起了西方的抗议和局势的紧张。王稼祥在部务会议上提出,应先搞清相关史实。这项工作布置给了我。写成材料后,我被叫去向他汇报。

  王稼祥的办公室内,堆满俄文、英文报刊书籍。他戴着眼镜,很瘦,很文气,说话声音很细。在将近一小时的谈话中,他问得很细致,一点一点地问,让我感觉,他不像一位部长,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

  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职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他解释说:作为助手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认真完成中央提出的调研课题;作为参谋,要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议,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单位不同的看法。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议,必须提出两种方案,详细说明理由,同时写明我们倾向于哪一种方案,供中央决策考虑。在中央作出决策后,按中央方针办。

  1962年2月,他和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联合署名,致信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建议对外实行和平和缓和的外交政策。7月,以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王稼祥主持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和团长的讲话稿,讲话稿突出了“和为贵”的思想。

  对此,毛泽东批评王稼祥实行的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但毛泽东表示,这是认识错误,在中联部局级以上干部中说说就行。

  1964年之后,王稼祥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但部长职务并没有被撤销。刘宁一被任命为代部长。对中联部干部传达的是,王稼祥病休。1966年3月,他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批斗

  “文革”一开始,主管中联部的康生就把批斗矛头指向了王稼祥。

  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向王稼祥发难,贴出了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大字报。6月21日,康生带着王力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并在干部会上作报告,喊出“打倒刘邓王”的口号。

  8月的一天,中联部办公区内贴满了声讨王稼祥“复辟”并要揪出其“黑后台”的大字报。

  王稼祥“靠边站”后,根据毛泽东可以让这些老同志做些工作的指示,周恩来让中办去征询他的意愿,愿不愿意在中联部做些研究工作。他很积极,很快找来了过去的秘书,正好中联部搬了新大楼,还要求安排办公室。这就是所谓的“复辟”。

  8月12日,中联部一部分人决定揪斗王稼祥。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当时是部“文革委员会”成员,负责宣传工作,搞“红海洋”。这是各部门推举出来的,仅存在了三个月,后被批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通知,我到了一间大会议室,那里已有四、五十人在吵吵嚷嚷。会议主持者一声令下,叫大家出发,去王稼祥家“送大字报”。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乘两辆敞蓬卡车,到了王稼祥住所。王稼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原来住在中南海,靠边站后被赶出中南海,住在一个二层小楼里(原蒙古驻华使馆)。我们进去时,客厅里早已贴满了大字报。

  有人押着王稼祥从室内来到院子里,让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接受批判,交待“复辟”问题以及“复辟的黑后台是谁”。

  王稼祥虚弱的身子几乎站不住。他耳朵不好,开始并未弄清楚问的“复辟”是什么意思。提问人“启发”:“谁到你这里来过?”这时,王稼祥才明白他们所指的“复辟”是什么含意。他说,中办来过一位干部,问我能不能工作。一阵“老实交代”的口号声后,他说:“我身体不好,但愿继续为党工作。我现在喝人参汤预支生命为党工作。”无论怎么逼问,他坚决不说是周恩来要他出来工作的话,只说“来过中办同志”,“没有别人了”,“你们再问我也记不得了”。这时王稼祥几乎站不住了,我和其他一些人提出不能再斗了,于是在一片“打倒王稼祥”的口号中,他被押回了屋里。

  之后,中联部造反派又几次要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到中联部小会议室接受批斗。
 

  伍修权受牵连

  回来后,我立刻向部“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吴学谦汇报。吴学谦说:“我事先不知道,我要向伍修权报告。”

  伍修权是中央委员、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性格耿直。他是王稼祥调进中联部的,对王很有感情。他立即通知,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批斗王稼祥提出批评。

  伍修权在会上说:“你们批判王稼祥的错误是允许的,但是应该讲政策,要文明一点,照顾他。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伍修权说,这些意见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讲的,周恩来交待过,去王稼祥家必须得到他的同意。

  伍修权还介绍了王稼祥的“三大功劳”。这三大功劳,来源于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二十次会议上对王稼祥作的历史评价:第一,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央派到苏区的代表团尤其是王稼祥,在毛泽东“相当困难”的时候,对他表示了支持。第二,如果不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第三,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的领导要以毛泽东为首),六中全会很难解决问题。而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并传达的。

  伍修权对王稼祥的保护,换来了一顶“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黑干将”的帽子。吴学谦回忆说:“修权同志不畏权势,不受拉拢收买。‘文革’中康生对他卑鄙地采取了先拉后打的两面派手法。对此,他漠然置之。”

  1967年4月8日,康生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向中联部下达“四八指示”。这是叶群在人民大会堂对中联部造反派说的。指示称,伍修权是“彭真黑帮分子”,在东北就反对“林副统帅”,林彪说他很坏。此后,伍修权遭到“隔离审查”,长期受到“监护”关押。
 

  平反

  1969年,王稼祥被下放到河南信阳。70年代初,回北京治病。身体稍有好转后,他给中央写信,要求分配工作。1973年,他出席了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凌晨,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前夕,被三次通知开会的王稼祥惊悸过度,突然去世。

  1月30日,王稼祥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参加了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王稼祥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文革后,全党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初,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提出动议,为王稼祥平反。起草工作由副部长吴学谦、乔石以及朱良负责。

  2月16日,中联部向中共中央报送《建议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其时,耿飚已调中央,姬鹏飞接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将请示报告先送耿飚,耿彪在上面批示:“拟同意,请华主席、各位副主席、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审批。”华国锋、邓小平等均批示同意。

  3月9日,中联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为王稼祥平反。《通报》下发全国。

  《通报》指出:王稼祥同志从当时国内、国际上的实际情况出发,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对外策略和方针方面的建议,组织原则上没有错,总的精神是正确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应予平反;强加在王稼祥同志和其他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翻。”

  2006年8月16日,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曾庆红讲话说:“王稼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

 


编辑:仇广宇